中国经济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周期

来源:作者:编辑:2015-10-30 12:40

  【编者按】“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度中国高峰论坛”10月16日在杭州举行,在论坛圆桌讨论之一——中国经济新格局、新增长暨首席经济学家年度圆桌讨论——环节中,数位国内外金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中的作用、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及中国经济现状是喜是忧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本文是嘉宾讨论整理稿。

  路透社前全球总编辑史进德:中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上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我们要了解目前发生了什么?人民币的变化也成为西方社交场合中的话题。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些嘉宾的讨论给大家一些想法。目前说到中国的经济已经越来越失衡了,跟之前的毛泽东时代相比失衡了。这当然是一个让人觉得害怕的说法,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坏到了什么程度,还是说大家讲的太夸张了。各位是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地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最近几个月对中国的经济来说,从欧美的角度来说是悲观的。再加上最近几个经济数据低于市场预期,市场的很多信心在慢慢变糟,从某种角度说,中国这几年双速经济,传统制造业、尤其是产能过剩行业境况是很差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杭州等地一些创新行业,它们的发展速度仍然是非常快的,包括服务业。这些都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我们首先要看到,整个经济并非全是阴暗的。

  另外一个刚才提到,可能我们之前无论是政府还是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再平衡过程中短期面临的阵痛缺乏足够的认识。此前无论官方还是市场,大家都预计中国基本上保持7%的经济增长,但是从2007年累积的过剩产能,尤其在制造业领域,包括房地产等一些支柱型产业,这些行业的调整带动经济比较明显的下行,具体反映到目前的实际困难。

  另一方面企业累积的债务是非常高的,根据摩根大通的计算,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水平是全球最高的。未来几年,我们在调经济结构过程中必须要重点解决,在这个过程中稳增长,这个是非常高难度的动作。今年在调控政策上有一些问题是要反思的,包括在一些主要的改革领域方向、一些策略上,比如说像去年的财税改革,但是我们在政策里并没有对冲。今年最大的一个失望的地方,政府原先想希望通过PPP这种模式来支持比较稳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目前效果不好。所以说从政策面来看,对当前的调整期要有足够的认识,要有足够平衡的一些措施来防范经济快速回落的想法。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乐观和悲观是相对于预期来说的,如果说你对可能走到现在的原因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话,对于现在数字的变化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意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一个全球金融化的倒退,这个是全球贸易的增速,除了2009年非常大的峡谷之外,现在的贸易增速是最近20年最低的增速。与此同时你看中国的问题,就是2005年开始人民币开始持续的升值,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在工业化上取得的进展,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工厂主动的退出成就了这样的过程。

  现在碰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早餐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调查,最近几年连跨国公司的增长也非常困难。比如说成本的上升,汇率的上升,所有的那些国内成本的上升加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都是有效汇率的组成部分。所以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所有可贸易程度高的行业都出现了困难,和你是否在从事出口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从外贸的依存度来看,中国在2008年之前我们的外贸比之前要高几十个点,现在我们已经低于这些年的平均水平。我们对于全球市场的应用低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中国的比例。国庆的时候,旁边的朋友都在消费,但是国内的消费统计数字并不是很强,大部分都到国外去旅游了。所以今天早上的调查,讲到未来中国的前景,在过去的十年里讲的都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故事,而现在讲的都是未来全球为中国生产,而不是中国为全球生产。现在的增速比潜在的增速要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汇率的问题,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周期可能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个周期,可以做类比的话,只有1997到2002年的周期。我们觉得其实如果你跟当时由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引发的1997到2002年周期,我们比那个时候要糟得多。比如说1997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欧美首先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现在在2008年之后欧美没有得到恢复,所谓全球化是由美国、美元领导的全球化已经结束了。新的平衡也就意味着新的平庸,我们要跟非凡的高速增长的全球化的周期说永别了,这个是外需。同样1997年到2002年内需,1998年我们有第一单抵押贷款,那个时候大的城市化的建设成为拉动中国的内需。如果现在的中国的二三四线的房地产没有出新的话,传统的城市化的高潮也过去了。所以这样的档口肯定比以前困难得多 。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张春:中国是碰到一些问题,主要是中国传统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碰到的问题,现在中国在转型,转型我相信是比较艰难的,所以究竟能否转型,这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我先说一下转型的潜力是在的,因为中国现在无非是转到更多的消费,更多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中国人均GDP还是比较低的,中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他们的消费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这个就取决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下一步要有一些推动的改革,推动了改革以后才能把消费提高上去。不能光让市场自己来做这一块。

  政府推动改革,我觉得有四个方面。政府应该推动什么样的改革可以促进这样的转型朝更消费的导向经济增长转型。第一个方面是要加大社保的投入。如果我们2009年的4万亿,我当时说了不应该去放在投资里面,应该是放到社保里面,如果放到社保里面,我刚才说了这些农村的低收入的家庭,他们就敢消费,现在他们有很多的钱存在那里防老和病,所以说政府一定要加大农村社保的投入。幸好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国力,不能把钱投到效率比较低的项目里做投资。

  第二,中国要加大服务业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增长点是第三产业而不是制造。第三产业主要有金融、健康、文化、快乐产业。这里面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老百姓的金融服务,企业的金融服务程度都非常的低,健康就不说了。中国好的医院没有几所,大家都要去争看病,这么多的人口,健康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是非常的明显的,为什么我们不加大投资做到这个?这里面不完全是投资的问题,现在很多的学生都在做健康的产业,我相信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但是需要政府有改革。因为在这些行业里面政府主导的企业包括国有的医院、金融机构都是占主导地位,而且里面有一些很不公平的机制体制在。所以政府一定要推动这些行业的改革,包括文化产业里面一样的。如果说这些改革推动了,其实这个就是服务业的改革。所以说这一块政府要推动改革,这一块也会有很大的发展。

  第三,解决所谓的轻资产企业的融资问题。中国现在融资只要是有抵押、担保,有国企背景就好。但是现在的服务业都是轻资产,所谓轻资产就是重人力资产。这些企业怎么样能够拿到融资,这里面政府有改革的地方,其实国有的企业很难做到这一点,要大力发扬民间的金融机构。

  最后,政府应该做的和最近这几次股市的问题,汇率的问题有关系。中国的金融监管和决策一定要更专业化和透明化,因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融资都是非常的重要,包括我们和国外的沟通,现在中国整体的决策大家知道今年发生的这些事,就是对预期没有关系好,原因就是很多东西不透明。

  中国社会科学云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第一,关于现在悲观预期,有很多感觉和你的预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熟悉了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对简单的以前是比较短暂的经济周期的波动,而没有经历过一次很长很深刻的全面的结构性的调整。我觉得应该是过去20年第一次,所以说我们还以以往的小周期或者说一个经济周期的感觉去理解它,以为很快就过去,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其实本身就带这一定的出位,这种出位是我们对很多现状很失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还是有一个新常态的判断,目前确实进入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调整时期,外部和内部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中国未来更长的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全新的影响,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重塑,要真正清楚未来的方向和基础,我们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第二,汇率,汇率机制和外汇管理的体制。我认为我们过去十年或者说更长时间的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是和我们的汇率有关系。我在过去的十年见证了整个金融业的资产迅速的扩张。我们的银行业总体规模2003年的时候是30万亿人民币不到,到今年年底是200万亿以上了。这种增长速度和我们的经济增长有关系,另外和我们的外汇有很大的关系。你的快速成长过程中,基本储备的增长给整个体系提供了一个机会。流动性的泛滥会带来实体经济的成长,因为你流动公司不断的增长,既然这样的话,现在这个环境又往另外一个方向变化了,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过程要反过来一遍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用更灵活的汇率,但是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期,所以有一个僵化的感觉导致的过去十年的增长和加杠杆的过程。现在恐怕很痛苦的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未来最重要的改革,政委他看到的希望,我也看到的困难。看起来它要修整的话很困难,不是说我们打开的这个机制就一定让它能够短期内实现,现在看起来因为内外各方面的原因对它的制约因素非常的多,我们现在看起来虽然有这个方向,但是现在的调整是非常的慎重的,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回到我们所谓的市场机制决定的水平上,还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这个是希望所在,也是最大的挑战所在。

  第三,大家更多目前看到的是实体经济层面的困难,讲企业的困难,讲实体结构调整中的困难。未来的金融业也可能会出现困难,因为实体所有的困难都会反映到金融业。今天金融业看起来不错,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任何经济周期调整过程中,金融业是周期性很长的行业。比如说现在看到它觉得它很好,让它支持实体经济,但是最后的所有的问题有可能都集中在它的部门中最后得以体现。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或许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不能不断的上升的金融风险或者说银行体系越来越大的考验,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关注的问题,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实体,未来我们要看到实体中遇到的困难,或者说金融中逐步的显现。再加上利率市场化不断的体现,以前因为盈利高还可以覆盖这种损失,但是盈利下降的话,你这种对冲风险能力在下降。那个时候会不会带来新的考验,这个是一个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史进德:接下来我们讲讲国有企业,因为要讲到中国经济新格局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老格局是不是被推翻?大家觉得国有经济是否发展过快?未来的一些改革如何来推动国有企业更好的适应中国经济新格局。

  朱海斌:中国经济要转型,政府有一些是要推动的,尤其是在服务业这一块,服务业里面有很多的行业其实是政府控制的,包括国有企业,所以这个行业,中国的服务经济要发展起来,国有企业必须要有很大力度的改革。政府一直说TPP,但是最近我们看了实际的推动,改革的推动力度,包括最新的一些文件,还是离真正的希望要达到的结果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经济增长点,推动消费和服务业增长的方向是有一定的障碍,这个是下一步一定要推的。

  邵宇:今年的国企改革是一个重点,跟我个人的期望有很大的落差。主要是在几个方面:一方面,如果我们回顾中国在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在国企改革领域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讨论是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我们在国企改革的文件里面有某种程度的倒退。国企改革的核心是提高整个国企经营的效率和整个企业改革的效率。怎么样提高效率呢?在国企改革领域,我原先很期望的是不同国企改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会划分一些竞争性的行业和一些自然的政府需要垄断性的行业,这个和我们的改革策略是不一样的。如果在竞争性的领域有很明确的划分,在这些竞争性的行业里面,我们更大程度的开放这个行业的准入,让民营企业也进来。从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双轨制或者说新的企业,这个改革效果是最有效的。目前的讨论更多是局限于在竞争性行业更多的允许混合所有制程度更高。但是至少到目前我的理解并没有很明确的谈在开放市场公平竞争这一条,这个是我个人希望在今后的国企改革里面能够有比较大的突破。

  鲁政委:对于国企的改革,中央今年发了一个文件。我个人对这个总的看法在内外压力并存的情况下,国企改革的前景依然是危中才有生机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理解中国国企改革的过程,财政是始终支持中国改革的关键。在旧有的模式下,政府的财力不足以支持的时候,我们才会推进新的变化,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动力去干。1978年的改革政府的财政已经要崩溃了,小平同志出来推进了改革。1992年南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正是因为有了1992年的改革奠定了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大概到2002、2003年差不多走出来。由于在2003年到2013年中国政府的财力显得非常的雄厚,你要什么没有我搞不定的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动力改的,你有任何的困难我财政可以来解决。所以在2003年到2013年国企的改革没有取得进展,而国企的垄断性不断的增强。可是到现在我们的财政变得不再那么的有钱,我们的国企也不再那么有钱了。怎么办呢?我找TPP,就是政府过去的那种让民营资本进来,政府要购买服务,政府过去是不购买服务的;但是将来不是这样的,这就意味着民营资本进来了。中央这一次关于国企改革非常重要的精神,未来要管企业,企业也要管,更重要的是转向经营资本,要在国家层面成立国有资本的运营平台。通俗的理解,未来我们对国有企业像社保基金投资股票市场的模式。社保基金现在有一笔钱,要投股市,先招募投资管理人,你这个基金,我觉得你的投资能力可以,我给钱你让你帮我选。如果他预测这个公司的业绩不行,马上就把股份抽出来投向其他的公司。未来的国有资本要向优势集中,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给民营资本提供了机会。

  国际上的压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是TPP,不管中国是否进去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它的变化。如果这一通过,西方七国已经有三国都在里面了。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只要美国一直推这个东西,因为TPP不是奥巴马政府的头脑一热,是上一届政府就提来了。 而且你现在中国和美国谈的任何一点,都是跟TPP下的投资保护的精神一致的,你跟它差太多,它不会让你过的。而TPP里面关于国有企业,其实为民营资本的进入打开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因为在国有企业讲的很清楚,你可以干,你不能向它提供任何让它违背正常企业竞争的东西,政府要制定价格也可以,但是也得提供其他的企业提供比你更低的价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中国的所有的问题都需要时间,而最终的目标和方向都是乐观的。

  张春:在过去的十几年的增长过程,国有企业(SOE)是一个大推进的推手,现在看到的这些良好的基础设施都是它做的。另一方面SOE是中国PK跨国企业重要的工具,可是它的表现在这方面是差强人意的。通常大家说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是不是大家说我们把它卖掉做一个理想的方案呢?我也不觉得是,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相对而言今年的改革方案有一个点比较明确的,一旦有竞争性的领域,很多就可以卖掉或者说变现,这个变现的筹码一定是由民间的机构来负担的。总体来看,现在中国经济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的有一些宏观部门局部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僵尸化了,我们的地方政府已经僵尸化了,因为你还有一些资产,通过这些资产的购买或者说吸收,你能够把这一部分杠杆转移到可以加杠杆的部门中去。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目前的方案有各种各样的不满,但是总体的方向不变的。截至到2013年底,中国政府拥有的净资产是35万亿人民币,国有过门有85万亿人民币,居民部门263万亿人民币。如果把这样一个真正在股权意义上做一个充分的混合所有制的话,它能够使得我们一般的国有企业ROE从现在的5%提升到10%的水平,使我们的GDP增长两个百分点。我们需要多少的时间,有没有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我们有一个成功的结果才能建立一个好的风向标。所以我觉得去做更多的规划和一个一个实际发生了案例,比如说中石化这样的公司,才能给民间资本有更多的信心。

  曾刚:对中国的改革和实际操作,很多人不是特别的理解或者说了解。正常来讲做一个改革的方案和规划,一定是宏观大的。因为涉及的国有企业的类型很多,不可能有特别明确或者说细的操作的方案,所以只有一些原则性的提法。这会导致我们很多观察者会很失望,没有什么东西。这本身是一个政策制定的一个流程,作为一个整体规划的蓝图和方向。具体到某一个行业或者说某一各企业,改革的方案有一个系统的全新的设计,比如说具体到某一个银行业,它这个方案还要再进行一个系统的规划,然后由国务院来审批和执行。具体的方案和整体的架构规划之间有落差的,我们不能拿特别具体的方案的要求来看总体规划,我个人觉得还是乐观的,至少方向还是有的,当然不同的行业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但是有这个方向始终是一个非常大的内容,因为它涉及的内容很广,很多地方是值得期待的。因为从我在银行业的角度来讲,我看到很多国有银行做的改革,在整个行业里面是领先的,这些尝试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目前看起来进展还是有的,所以也要期望。

  第二个问题,我赞同朱海斌讲的。你会发现在竞争性行业中,竞争越激烈的行业里面国企的效率是越高的的,不一定要你给它规划,但是根据竞争中建立一整套的制度,未来也会根据不同类型的国企的领域,如果在进一步细化的话,会需要一些不同的市场准入放开的规划,通过这种外部竞争的引入,促进企业内部制度一方面要改二要做实。所以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约束对它的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未来可能会需要对我们现有的国企所涉及的主要的行业,应该有一个分别的市场开放的规划,这样的话配合国企改革的话,效果和预期会更好。

  史进德:中国会有新的五年计划,对中国的经济来说这样的发展是很正常的。大家觉得对新的五年的发展中对经济的发展可以预期到哪些?

  张春:接下来五年干得好的话我们是欧美,干得不好的我们是拉美。如果按照7%的增长速度,我们的人均GDP将接近13000美金,在这以上就是发达国家。但是中等收入国家是不计其数的。第一,大概率我们会全面的放开二胎,根据我们实际的情况来看,我们需要一次补偿性人口红利的释放,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允许她生或许不会生。如果你多一个孩子的话,你一个家庭需要多十个平方的居住面积,还有你的车原来是五座的要换成七座的。第二,关于“十三五”的规划,核心一定是创新再创新,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们知道老的增长模式主要是要素推动,我们梦想成为一个创新的大国,但是别忘记了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真的要创新驱动,你看看真正中国的诺贝尔得主的人数就可以了。我们还有中间的成本要素效率提升的驱动,这个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里面包括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和新业态在“十三五”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最终要得到世界的认可。

  史进德:最后的五分钟,各位觉得2016年最大的风险或者说机遇是什么?

  朱海斌:经济下行的风险还是蛮大的,这个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刚才在座的也说了中国的经济还是相当不错的,即使没有7%,现在增速5%的话,比美国、日本、欧洲还是好很多。我觉得即使经济下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倒逼中国一定要去改革;这样的话中国的潜力肯定在那里,只要中国这一关改革,我刚刚讲的中国政府必须要做的事,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我相信中国下面还有一段相当长的经济增长的潜力在那里。我相信是有风险的,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包括股市、汇率等等。这一点我相信中国当局金融专业水平要大大的提高。

  邵宇:要把2016年中国经济总结为一个字的话,就是还得“熬”,经济下行的压力短期内在的,尤其是像产能过剩的行业。今年2015年虽然经济下行,但是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我们是第一次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部门产出比如说像钢铁、水泥、汽车第一次出现负增长。这个你要从负面的角度看经济对下行的压力仍然持续,在这个调整期,未来一两年还是一个新的常态,所以从经济增速来看不太乐观。

  正面的话有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创新。包括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方面的创业,包括最近在杭州非常火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一些新兴的行业,包括刚才张春提到大健康、医疗、服务业推动,怎么样在调整的过程中,这些行业健康的发展。

  鲁政委:风险在哪里?还像现在这样守吗?如果是守,资本帐户不断的开放,汇率的弹性不兼容,是所有发生货币危机最关键的点。目前的资本帐户不断的开放和弹性不够的组合是不可持续的。我不知道如果继续守带给我们是什么?机遇是什么?如果我们明确了风险点,我们在资本帐户开放的时候加快资本汇率的浮动,那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的经济很快可以增长。

  张春:第一,美联储加息,第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竞争性的贬值。机会,明年有“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有一大批的新的东西会出现。有一个不确定的就是TPP,因为中国制造某种意义上说,对全世界发动了一场危机。因为我们的知识产权低,劳动力低,现在TPP来了,它在我刚才提到四个维训练展开个高墙,中国的制造向何处去?中国的产能怎么样净化?这是最大的问题。

  曾刚:好的一面,实体经济最快的时候慢慢过去了,去库存的过程会逐渐的结束,再加上明年的“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实体会逐步的好转,因为刚才讲到很多基础性的改革要花很长的时间推进,不见得是很明显的反弹,但是应该是去库存这个阶段。坏的一面,去杠杆还没有结束,未来的风险可能会在金融层面上,因为企业很多的负担,还本付息成了很庞大的负担,成为了贷款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要有一个结束的过程,这样的话意味着未来的重心,关注的重点会逐步的从实体转到金融业,我觉得应该保持密切的关注。